四月的北京，春色宜人。我为征求对《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书稿的意见，访问了于光远先生。
于老的客厅，俨然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图书资料室：一个个顺墙而立的书架中摆满了各类图书，临窗的一溜长台上放着十几种新到的报刊和一摞摞文稿，下面几层整齐地竖立着百十个编有序号的资料夹。室内从三、四十年代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合订本到最新出版的工具书，应有尽有。这一切，令我这个图书馆员感到熟悉而又亲切。
话题自然是从于老在延安中山图书馆的经历谈起。于老1940年在延安中央青委负责文化工作时，接替胡乔木兼任了中山图书馆主任。回忆起当年的情况，于老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党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图书馆。尽管现在看来，中山图书馆小得不能再小，但规格之高却出乎今天人们的想象。馆长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担任，17位馆理事中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四老”及邓颖超、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还有林彪和陈伯达。毛泽东为中山图书馆捐款300元并题写馆名。彭德怀捐款200元。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都曾到馆视察并捐赠图书。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以及重庆、桂林等地的书店和社会团体均有赞助。”
记忆的闸门一打开，于老兴致盎然，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1948年到1949年，我还兼任过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这个图书馆从延安撤出后转移到平山县，设在东柏坡。撤退时许多物品都舍弃了，但毛泽东和党中央把图书看得很贵重，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虽然途中损失了一些，但到平山后很快恢复了图书馆。这证明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图书馆工作。”
“因为图书馆实在太重要了。70多年来，我一直受恩于图书馆。”于老话锋一转，谈起了自己的经历与感受：“我第一次接触图书馆是1927年暑假。那时我在北京刚要升中学，偶然发现西单头发胡同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就是现在设在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的前身。我进去一看，那么多的书！从此，我常去那里阅读，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念初中的三年内，我一直是这个馆的读者。图书馆为我打开了求知的新天地。”
“我第一次利用图书馆解决实际问题，是1931年。我刚到上海念高中，伯父找我为他的亲家解决牙膏生产的质量问题。我对牙膏生产一无所知，但知道利用图书馆。我跑到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图书馆，从几本英文化工手册中查到了一些牙膏配方，研究后建议他们加一些甘油，居然解决了膏体干硬不易挤出的问题。我当时也没想到利用图书馆会使事情变得这么容易。”
“我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图书馆。那是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老师指定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为参考书。我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认真地读完了这两本书，解决了以前读各种自然哲学书籍时产生的许多问题。这两本书对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的影响。”
于老对图书馆显然是一往情深，说到激动处站起身来回踱步。“有些人看不起图书馆，听说大学里的图书馆系也改了名字，有那个必要吗？我当过图书馆员，也在北大教过图书馆学。我常说自己有4种学历，其中上图书馆就是我学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对我学业长进的作用并不低于学校。填履历表时，我就总想填自己是哪些图书馆的读者。”
谈话中于老不时从一个个资料夹中找出他各个时期写的谈图书馆的文章与有关资料，包括1950年北大校委会主任汤用彤聘他作图书馆学兼职教授的聘书，上面赫然盖有“国立北京大学关防”的红色大印。延安时期《新中华报》有关中山图书馆的多次报道，也经复印剪辑，整理到一起。我十分惊异于他对这些年代久远的文献保存得如此完好无损，同时佩服他整理资料的细心和井然有序，对这些不常用到的资料竟能一索即得，实在令我这个专业图书馆员自愧不如。当于老告诉我，他从1995年到今年年底可出版20多本著作时，我才真正理解到，这位著述丰厚的学术大师，委实得益于图书资料工作的深厚功底。他自称“我也是图书馆员”当非故作谦辞，他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学历”之论，正是他真实的切身感受。
“我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积极分子。”于老不无风趣地说，“1956年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接着又制定了科学发展12年远景规划，我都参加文件起草，利用这些机会为图书馆的地位呼吁。‘文革’前我就提出过在景山东街到沙滩红楼之间建立北京图书馆新馆。‘文革’后在参加第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时，我坚持要写进一段建设北图新馆的文字，但被压缩掉了。这是一件令我伤心的事。五届人大会上我还发起提出一个大力加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提案，得到了几十名代表的支持。”于老思如泉涌，滔滔不绝，“1986年国际图联在东京召开第52届年会，邀请我作了《图书馆和时代》的报告，1996年在北京召开第62届年会，我也在《光明日报》写了文章。我把推进图书馆事业当作自己一项毕生的使命。”
在谈到我国图书馆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时，于老快人快语：“我国图书馆的进步是明显的，但还不能令人满意。21世纪马上要到了，总该有一个较大的转变来迎接新的世纪才好。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把图书馆看成一项重要的事业。21世纪中国的图书馆应有更大发展。”于老认为，今后应发展多种类型的图书馆，如城市公共图书馆、各种专门图书馆、现代化电子图书馆等。至于发展的途径，一方面要增加国家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寻求社会的资助，图书馆自身也要设法开辟财源。于老强调说：“这些事还要有更多的人来呼吁。”
中国的图书馆多么需要有更多的于老！
